民國 34 年，日本戰敗投降不久，戰勝國之美軍進駐爪哇，將所有的日本人，不管是軍人或是平民，一律收容於戰俘集中營。當時台灣為日本的殖民地，台灣人仍屬於日本籍，而我碰巧僑居於爪哇，所以也被收容。當時我的心情極其複雜，思考著；我到底是戰敗國之日本國民，或是戰勝國之中國國民？如果是日本國民，罪有應得，被關是無話可說。但如果是中國國民，那應該還我自由之身才對，哪有盟軍把盟友關進戰俘營的道理？雖然滿心疑惑，仍不得不順從命運的安排，乖乖地被收容於四面圍著鐵絲網的集中營。
美軍對待戰俘非常仁慈，營內的一切行動也非常自由，不過時常被召去做工，搬運他們的補給物資。工作本身並不是怎麼粗重的，倒是精神上受的委屈比肉體上之痛苦更難受。美軍進駐萬隆不久，我們就開始被召。頭一次的徵召情形，雖然事隔六十多年，其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，茲將當天的情形記載於下；當接到第一道徵工命令時，全營陷入一片恐慌與緊張之中。因為日本軍對待戰俘是非常無人道的，這可能是他們的「武士道精神」在作祟。他們認為，兩軍打仗時，士兵應該要戰到死為止，或是自盡，被敵方活捉是極大的恥辱，因此極為輕蔑俘虜，百般虐待他們。現在情勢逆轉了，戰俘們擔心美軍會以同樣的手段來報復。
此次被徵召的人數約五十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出發前集合於廣場，聆聽指揮官的訓示，日軍爪哇區陸軍總司令寺田中將特地趕來慰勉，他擔心我們萬一受到美軍士兵的侮辱時，會以自殺來了結。因為日本軍人在戰敗後，都在絕望與沮喪中掙扎，而這次是美軍和日軍停戰後頭一次的接觸，他更擔心的是「士可殺，不可辱」的思想仍深植於日本軍人的心中，一時難改。
寺田中將訓示說：「天皇於停戰宣言中告誡我們要忍耐，無論碰到怎樣難受的事情也要忍耐，今天你們要為聯軍服務，不管遭受多大的侮辱也要逆來順受，千萬不可自暴自棄。日本是戰敗了，但必須復興，而復興的責任就落於你們這群年輕人的肩上，唯有活著才能擔得起復國的責任，如果死了，就沒有機會，那是不愛國的。所以你們要牢記；忍耐再忍耐，一定要活著回祖國 …」說到一半竟然哭起來，台下的隊員也感動的哭了起來，連我這位〝外國人〞也陪他們一起掉眼淚，深深體會到戰敗國的國民處境有多悲哀。
散會後我們分乘三輛卡車前往做工的地點…火車站。營外的世界與營內完全不同，映在我們眼簾的是自由繁華的景象，對被關在集中營的我們而言，這裡彷彿是天國。大家的心情也豁然開朗、即將剛才與司令官一起哭過的悲傷拋往天外，興奮地嘻嘻哈哈談笑著，好像要去郊遊似的。冷不防，飛來一塊石頭，「砰」的一聲打中了我們的車子，大家好奇的回頭一看；路邊站著一位年約十歲的金髮荷蘭小孩，舉起他的小拳頭，對著我們大罵「巴格野鹿！」。原來那塊石頭是他丟的。這也難怪、日軍的侵略，破盡了他們的養尊處優生活。看他那帶著稚氣的憤怒表情，讓大家驚醒了，重新纏清自己的身分。隨即陷入一片陰霾中。爾後至火車站的這段期間，靜悄悄地，沒有一個人肯開口。
我們到達火車站時，美軍已在那兒。他們的人數約十人，互相行軍禮後，他們在我們面前操搶，填子彈，上剌刀，然後散開一列來監視我們。萬萬沒想到會在兵士監視下做工，其滋味又酸又澀，好難受。我們的工作是，將麵粉從火車上，搬上美軍貨車上，麵粉每包只有 22 公斤，所以每次都是揩兩包的，有一次不小心，將其中一包掉落於地上，這時的反應是：這一下慘了！！挨打！結果不但沒有，一位美兵，露出潔白牙齒笑一笑，把槍往地上隨便一擱，替我撿起那包麵粉。我們很勤快地工作，所以很快就完工，但這時大家大家都沾滿了麵粉，成為 ( 白人 ) 才結束了緊張的一天。
後來，台灣同胞得到日軍的資助，創立「台灣同鄉會」，另立門戶自行安排住食，眼見日本僑民陸續被遣送，同鄉會曾經推派代表前往中國駐印尼大使館，懇求蔣大使幫助遣返事宜，得到的回答竟是：「跟什麼人來，就跟什麼人回去！」，不但吝於伸出援手，反而破口痛罵：「你們做日本的走狗仔，有何臉來見我！」。
後來藉著日軍和美軍的協助返回台灣。在途中一直激動得不能自持，覺得前途一片迷惘。心想…日本曾以統治者的姿態蔑視台灣人，但戰後並沒有將我們丟棄，不僅完全負責被俘台胞的生活費用，在自身難保之狀況下，還負責把我們送回台灣；反觀衷心仰望的祖國，絲毫不關心我們的生死，反而被身為大使的官吏臭罵是日本的走狗。這對我們這一群滿腔渴望回歸祖國的熱血青年而言，無疑是迎頭被潑一盆冷水。不由不心中生疑…在集中營曾經每天認真學習中文，以生疏的國語互相練習會話，學唱國歌，暗誦國父遺囑，這一番認祖歸宗的熱情與期待，是不是我們自作多情的痴迷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