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大溪國民小學唸四年級的時候，來赴任的是一位日籍校長 —-佐久間富四郎。他身材矮瘦、肌肉結實、聲音宏亮、整天面帶笑容，與有些冷漠嚴肅面孔的老師不同。他待人和藹未曾擺架子，但責罵惡質的犯規學生時，卻威風凜凜讓人生畏！
他雖是日本人，但絕不歧視台灣人；與很多視殖民地住民為次等國民的日本人相比，真有天壤之別。我常看到他用衛生紙替小朋友擦鼻涕，或帶髒兮兮的小朋友到盥洗室替他們洗手臉，並以自己潔白的手帕幫他們擦乾。
這位良師也是我的恩人。日據時代，日本政府及多數日本人歧視台灣人，台灣人想要考進公立中等學校是相當難的事，當時的慣例是各校皆優先錄取日本人，尚有名額時才有台灣學生的份。國民小學畢業如果想要升學，有三種學校可供選擇：
第一種是學習年數為二年的高等科，學費是公費，因此它是貧家子弟之最愛，亦是未考取理想中等學校學生的進修場所，可說是等於現今之初級中學。當時在大溪郡(管轄現今之大溪、龍潭、復興三鄉鎮)只有一所每年招收一百名學生的高等科學校。
第二種是三年制之中學及農、工、商專修學校；高等科或國小畢業就可以應考，這種學校約等於現今之高中、高職。
第三種是五年制的州立中學及農、工、商學校，高等科或國民小學畢業皆可應考，但大多數的學生都是修完高等科一年或二年畢業後應考的；這種學校相當於現今之五專。而此類學校非常稀少，當時台灣人口中百分之八十務農，可是州立農林學校，全島只有宜蘭、嘉義、屏東三所，各校每年均只招收一百位學生而已。
我於國民小學畢業那年報考台北州立宜蘭農林學校，即是現今之國立宜蘭技術學院前身。本校同學七位及龍潭等其他學校五位學生，共計十二人應考，結果只有我一個人考取。
錄取名單經由廣播電台於晚間發表，我的級任老師聽到這喜訊，迫不及待地於半夜徒步趕來報喜。彼時我已睡著，母親(當時我父親在外埠做工)聽到這消息，並未叫醒我，甚至翌晨我起床後也隻字不提；因當時中等學校學費非常昂貴，而且還須負擔膳宿費，以我家的經濟情況而言，這是擔不起的重擔，所以母親根本無意讓我升學。
放榜隔日天剛亮，佐久間校長趕來了，一見面就以他宏亮的聲音喊叫「萬歲！林同學恭喜！」聽了校長的賀詞，我覺得莫名其妙，傻傻的站在那裡反問校長是怎麼回事？校長也驚愕的問我母親說：「您沒有告訴他嗎？」母親回答說：「我們負擔不起學費，不打算讓他升學」。聽了母親的這一番話，校長連連說：「不行！不行！」就連招呼也不打，急急忙忙跑回去了。
不一會兒，他帶來了教導吳德火老師與級任邱維崧老師，勸我母親說：「您一定要讓您兒子升學，萬一你們湊不出學費時，我們三位一定會替您代墊，等您兒子畢業就職後再慢慢分期償還我們就行了，如果我們三人都被調往別校時，也會交待別的老師負責辦理，直到您兒子畢業為止。」聽了他的話，我們母子倆感動得流眼淚。母親得到校長的保證後信心大增，於是答應讓我升學。當時如果沒有校長作我們的後盾，或許須斷了升學的念頭，改走另一條崎嶇艱難的路呢！
嗣後，我父親拼命做工(他是在深山裡伐木的苦工)，母親更是勤儉持家，並在學校門前擺設文具攤，賺些錢補貼家庭開銷，結果在我就學的五年中未曾向老師們告貸，自力繳清一切學費及生活膳宿費。我也知道這些血汗錢得來不易，因此從不浪費，除了理髮及買文具、日用品之外，可說不亂花一分錢。
後來佐久間校長榮升為新竹州﹝管轄現今之新竹、桃園、苗栗三縣﹞的督學，遷往新竹市，我曾數次登門拜訪他，他每次總是以慈愛的笑容歡迎我，頻頻關心我的起居生活情形，表露出無限的關懷與疼愛，並如以往一樣諄諄不倦地教我處世之道。至太平洋戰爭末期因病逝世，被安葬於大溪的日本人公墓，永眠於他教過、愛過的學生們之故鄉；可惜我當時外派印尼不克參加他的葬禮，至今仍覺得非常遺憾。
如今，我雖沒有甚麼輝煌的成就，但至少是一個奉公守法頂天立地的善良百姓，這恩典是校長賞賜給我的，而我更感謝上帝賜給我這麼好的老師；雖然事隔五十多年，但他的慈容、他的聲音，仍永遠活在我的心中。
校長！我們永遠懷念您！ 校長！謝謝您！ 請安息吧！